对代工厂锱铢必较，但对大牌明星却不惜投以重金。H＆M的做法，其实是一本聪明的赚钱经。H＆M常常打破时尚业的规则。它提出，“流行、品质和价格”三者可以同时满足。时尚界如今流行的理念叫做“Cheap and Chik”，既便宜而不失时髦，H＆M正是这种风尚的领军者。
纵观H＆M的每个环节，很多看似昂贵的投入，事后都收到了数倍的回报。但频繁曝出的质量问题，不免为H＆M引来“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质疑。
“更像个财务专家”
Stefan亲自掌控公司的支出，为了减少花费，20世纪90年代，他甚至不让员工使用移动电话。公司当时规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乘飞机商务舱和搭乘出租车。
当时欧洲的主流风尚仍然保持着骄傲的姿态，高价时装受到追崇。佩尔森打破这一惯例，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打开市场，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甚至有消费者认为，H＆M的服装就像快速消费品一样，可以每个季节都更换成新的，永远不停地购买。
H＆M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虽然产品单价低，但良好的销售业绩将创始人佩尔森家族屡次推上瑞典首富的位置。
为了保证服装的低价优势，H＆M多年以来一直在各个环节上勤俭节约。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总是寻找成本最优的地区，与代工厂建立合作关系。H＆M对原料价格也极其敏感，在其新出炉的2011年年报中，屡次提到“棉花涨价”，以及汇率变化带来的可能风险。
如今H＆M的董事长是家族的第二代Stefan Persson，而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是2009年上任的家族第三代Karl-Johan Persson。Stefan的节俭十分出名，有一位英国分析师评价道，他更像一个财务专家，对成本锱铢必较。
最常被人提及的掌故是，Stefan亲自掌控公司的支出，为了减少花费，20世纪90年代，他甚至不让员工使用移动电话。公司当时规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乘飞机商务舱和搭乘出租车。
在H＆M对外宣传企业文化的时候，常常以Stefan的经历开头。1967年H＆M第一家店在伦敦开张，当时他只有29岁，他亲自拿着瑞典最著名的乐队ABBA的唱片，在街头分发招揽顾客。H＆M总是用这段故事来倡导事必躬亲、勤俭持家的企业文化。
以营销见长的品牌
H＆M并不指望靠卖产品赚钱，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造话题和轰动效应。由此博来的免费版面、更多的眼球效应其实可以带来更多惊人的价值。
和ZARA一样，H＆M也经常被指责有抄袭大牌的做法。富客斯控股董事局主席兼CEO陆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由于早年被抄得“体无完肤”，许多奢侈品时装的发布会都对快时尚品牌严防死守，除了时尚杂志编辑、买手、经销商等，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但这仍不能阻挡快时尚品牌，他们设法通过从时尚编辑手里买图片，或者去面料厂直接买下一条设计线。欧洲的面料厂，就是一些专门为时装品牌服务的工厂。时装大牌除了少数几件独特的设计外，其他次要产品都是由面料厂设计生产的。时装大品牌有时会直接去面料厂看货，看中的就整个系列一起买断。H＆M有时也去这些欧洲面料厂淘货。
这一做法时不时会为ZARA、H＆M引来官司。许多大牌都会发起设计专利诉讼，但由于诉讼周期长，且当判决作出后时尚界早已千变万化，双方最终往往都会选择和解了事。ZARA、H＆M一年花在和解上的费用可高达数千万美元，这几乎已经成了固定成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H＆M转换思路，开始与奢侈品牌跨界合作，这就更是一笔精明的生意。许多大品牌也愿意以与H＆M合作的方式，推出一条价格稍低的产品线，以尝试中低端市场，培育年轻消费者。
愿意亲自为H＆M捉刀设计的，不但有卡尔·拉格菲尔德、Jimmy Choo，多纳泰拉·范思哲，还有麦当娜。2012年意大利品牌Marni又将加入H＆M合作设计师的行列。
每一次合作，H＆M都造足了势头，H＆M全球门店同时排起长队，在中国甚至出现了“黄牛”炒号的现象。
然而，在热潮过后，问题也陆续暴露。有的消费者辛苦抢下这些大牌设计，却因时间紧迫没有试穿，结果发现抢下来的产品并不适合自己。于是，网络上很快出现这些大师作品设计与真人试穿后相距甚远的对比图片。抢购热潮之后的日子，又往往出现陆续退货的现象。
但这些网络上的玩笑对H＆M来说并没有多少损失。有国外媒体评论道，H＆M并不指望靠卖产品赚钱，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造话题和轰动效应。由此博来的免费版面、更多的眼球效应其实可以带来更多惊人的价值。
最近几年，H＆M给大牌设计师的报酬已经翻倍了，业内的说法是2005年时H＆M给设计师的酬劳还只有100万美元，2007年给麦当娜的报酬就已涨到400万美元。
至于2011年秋季与范思哲的合作，以及贝克汉姆的最新代言，酬劳虽未披露，但对H＆M来说也肯定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2015中国服装大会，
